导语
2026年，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134.9万件存量专利的盘点工作首次完成，68万件“可转化”专利被筛选出来。数字背后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大量科研成果在实验室里“沉睡”，而企业却在市场上“喊饿”。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那段路，为什么走了这么多年，依然走不顺？
核心问题：不是“不想转”，是“不敢转”“不会转”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常被简单归咎于科研人员缺乏市场意识。但深入观察会发现，真正的堵点在于制度性的“后顾之忧”和能力性的“中间断层”。
制度层面，科技成果的“资产属性”长期困扰着转化决策。 科技成果不同于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它的价值有时效性，不转化就会快速衰减；它的价格评估高度困难，一项技术能否成功，事先几乎无法准确判断；它的转化风险极大，中试、量产环节充满未知变量。然而，在传统国有资产管理框架下，高校院所一旦将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形成的股权就纳入保值增值考核。科研人员和校方管理者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果转化失败、股权贬值，谁来担责？
这种顾虑并非多余。一位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的工作人员曾坦言：“不是不想推，是推了万一出问题，审计那一关怎么过？”这种“不敢转”的心态，在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推行之前，是相当普遍的存在。
能力层面，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中间地带”缺乏专业力量。 一项成果从“技术可行”到“产品可卖”，需要经过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知识产权布局、商业谈判、融资对接等漫长环节。科研人员擅长的是技术研发，企业关心的是产品成本和市场回报。两者之间，缺少一群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既懂法律又懂资本的“翻译者”和“操盘手”。技术经理人队伍的缺口，成为成果转化链条上最明显的断层之一。
政策破题：单列管理让“不敢转”有了制度出口
问题的症结既然在于制度，破题也必须从制度入手。
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的核心逻辑，是承认科技成果是一种“特殊资产”，不能用管理有形资产的逻辑来管理它。单列管理后，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股权，不再简单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而是建立专门的管理制度——简化审批流程、缩短管理链条、明确容错边界。
这一改革的意义在于，它为高校院所的管理者提供了一条“合规路径”。当制度承认“转化失败是可以接受的”，决策者才敢做出转化决策。2022年起，科技部等五部委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启动试点，北京大学等10家高校院所率先探索，随后陕西、江苏、山东等地快速跟进。
来自陕西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全省11.8万项职务科技成果实现资产单列管理，5.56万项成果成功转移转化，1500名科研人员凭借转化贡献获得职称晋升，新成立成果转化企业3390家。这些数字说明，当制度障碍被清除，被压抑的转化活力会快速释放。
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
如果说制度破题解决了“敢不敢转”，那么技术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则直接回应“会不会转”的问题。
技术经理人被形象地称为“科技红娘”，但他们做的事情远不止“牵线搭桥”。一项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技术经理人需要完成成果挖掘、价值评估、知识产权布局、商业计划设计、融资对接、谈判协助等全链条服务。他们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经理”，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纽带。
2022年，“技术经理人”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此后，职称评定通道逐步打开。江苏在全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职称中单列技术转移专业，2025年共有159人通过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陕西、北京、成都等地也相继出台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专项政策。
但规模缺口依然明显。科技部《“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设定的目标是“技术经理人数量突破3万名”，而目前具备专业能力的技术经理人远不能满足需求。一位业内人士的评价很中肯：“好的技术经理人，比一项好专利还稀缺。”
系统思维：转化不是“最后一公里”，而是“全链条工程”
回顾近年来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演进，一个趋势越来越清晰：科技成果转化不再是“科研做完之后顺便做的事”，而是需要从科研立项阶段就纳入考量的系统工程。
2026年，科技部明确提出要打破“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有什么转什么”的惯性思维，强化“需求在哪就在哪攻关、攻得出就用得上”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转化的起点正在从“成果端”向“需求端”前移。
这一转变对产学研各方都提出了新要求。对高校科研人员而言，需要更早地对接产业需求，在选题阶段就考虑应用场景；对企业而言，需要更主动地开放应用场景和科研平台，与高校形成“共同凝练问题、联合攻关、成果共享”的协同机制；对政府和服务机构而言，需要搭建更精准的对接平台，让“技术需求池”与“成果库”之间实现高效匹配。
结语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从来不是一段容易走的路。它需要的不仅是政策松绑，更是一整套支撑体系：让“不敢转”的人有制度兜底，让“不会转”的人有专业帮手，让“不愿转”的人有合理回报。
当单列管理解决了制度顾虑，当技术经理人填补了能力断层，当需求导向重塑了科研逻辑，那条从实验室通往市场的路，才有可能真正畅通。而这，需要的不仅是某一方的努力，而是高校、企业、政府、服务机构在产学研合作框架下的持续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