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某高校的调研报告显示，该校存量专利中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一边是实验室里“沉睡”的科研成果，一边是企业产线旁“嗷嗷待哺”的技术需求，这“最后一公里”的路，究竟被什么堵住了？
一、不只是“钱的问题”
“守着‘金饭碗’却‘近水楼台’难‘得月’。”南京市鼓楼区政协委员罗义斌的这句话，道出了许多高校资源富集区面临的共同尴尬。不到南京全市1%的土地上，集聚了江苏全省近一半的两院院士、18所高等院校、120余家科研机构——家底不可谓不厚实。然而，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这一难题，同样困扰着“家底”厚实的鼓楼。
症结何在？罗义斌的判断直指要害：“不在‘有没有资源’，而在‘物理集聚、化学分离’——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空间链五链没有真正咬合。”
这个判断有数据支撑。根据2024年高校院所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的科技转化成果数据，10万元以下的合同项数占比达到68.8%，平均到每项成果的金额仅为1.8万元。大量成果停留在“荣誉专利”层面，可转化价值有限。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对此直言不讳：“以数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催生大量为评定而生的‘荣誉专利’，可转化价值很低。”
二、解剖“死亡之谷”：三道坎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穿越一片被业界称为“死亡之谷”的地带。这片谷地里，至少横亘着三道坎。
第一道坎：中试环节的“真空地带”。 高校的科技成果成熟度普遍不高，产业化链条较长，概念验证、中试熟化阶段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江苏吉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凌建群的观察很直接：“缺乏市场化资本青睐，是资本赋能的薄弱环节。”空间上，存量载体难以满足GMP实验室和中试标准，大量项目被迫外流。
第二道坎：制度层面的“不敢转、不愿转”。 国资约束刚性、免责细则缺失，让不少高校管理者在成果转化面前踌躇不前。科技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其定价、评估、处置都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成了悬在决策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道坎：利益机制的“同床异梦”。 高校追求学术影响力，企业追求市场回报，政府追求产业带动效应。三方诉求各异，缺少共享机制，导致合作往往停留在“签个协议、开个发布会”的表面文章上。全国政协委员李景虹院士对此有精辟概括：“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技术原型成熟度不足、工程化能力薄弱，难以跨越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企业面对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普遍存在‘等不起、投不进、接不住’的困境。”
三、破局者：那些“咬合”了的样本
困难虽多，但并非无解。2025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高校到企业，一系列探索正在将“物理集聚”推向“化学融合”。
样本一：“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逆向创新。 在江苏，亨通光电与中国移动联合研发的S+C+L三波段超低损多芯光缆，带宽提升近50%，容量扩容约4倍，标志着全球首条空分复用光纤与多波段融合技术迈入商用阶段。亨通光纤研发总监孙伟的体会是：“通信行业技术创新，需要需求侧、供给侧、基础研究侧多方协同。”这种以龙头企业需求为牵引的创新模式，正在改变高校“闭门造车”的惯性。
样本二：一台电机的“寿命革命”。 机器人灵巧手关节驱动长期面临一个两难：无刷空心杯电机成本高，有刷空心杯虽小巧廉价但寿命仅约2000小时。行业亟须“以有刷的成本实现无刷级寿命”。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团队在毫米尺度验证了结构超滑材料，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了这项成果的应用前景，主动提出工程化需求。随后，清华大学团队负责材料验证，企业负责整机开发和工艺，双方共建多工位老化测试台，30多台样机并行运行。如今，这款电机寿命突破4000小时，并通过工业富联产线验证。从“书架”到“货架”的距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协作中被大幅压缩。
样本三：“大零号湾”的校地共生。 2026年1至9月，30余个来自上海交大、华东师大的前沿科研项目走出实验室，注册成为经营主体并扎根“大零号湾”，钠电池、光芯片、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硬核赛道企业不断集聚。上海交大累计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上会项目43个，32个项目注册成立公司。华东师大成果全赋权改革成效凸显，累计完成全赋权项目13个，11个落地“大零号湾”。这种“紧邻校区、扎根园区”的空间布局，让实验室与生产线的物理距离缩短为步行可达，而制度化的校地协同机制则让“化学融合”有了制度保障。
样本四：长安大学的“多元转化路径”。 在智能网联汽车赛道，长安大学信息学院团队将2项发明专利与4项软件著作权打包作价500万元，入股入驻秦创原总窗口的陕西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2023年，团队再以4项专利、2项技术秘密，与陕重汽签订1200万元技术转化合同。在特种机器人赛道，工程机械学院朱雅光教授团队深耕仿生机器人十余年，2026年学校以500万元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团队创办的西安云合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按照80%—85%的比例将股权奖励科研团队。不局限单一模式，专利作价、股权奖励、技术转让、概念验证“多箭齐发”，长安大学的实践表明：转化路径越灵活，成果走出实验室的可能性越大。
四、政策“组合拳”在打向哪里
样本背后的推动力，来自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政策组合拳。
税收杠杆撬动“愿意转”。 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研人员的现金奖励，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的奖励，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取得分红或转让股权时再依法缴纳。这一“递延纳税”设计，有效降低了科研人员获得转化收益的即时税负。
企业端的激励同样在加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已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将研发投入、创新成效纳入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建立研发费用增量视同利润加回等机制，从需求侧激发了企业对接高校成果的动力。
权益改革破解“不敢转”。 《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明确规定，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用于奖励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比例不低于净收入的70%。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进行整体考核而非单独考核，这一制度设计为高校管理者“松了绑”。
“人工智能+”开辟新通道。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随后工信部、国家卫健委、中国民航局等相继印发“人工智能+制造”“+医疗卫生”“+民航”等系列政策文件。这意味着，AI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将获得更多的应用场景和落地通道。深信大与思谋科技联合发布的“精密具身协作智能体”，内置工业大模型，将复杂控制面板转化为自然语言交互界面，一线操作人员无需专项培训即可语音操控完成作业，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
五、跨越“达尔文之海”，还需要什么
政策在发力，样本在涌现，但距离系统性破局仍有距离。
李景虹院士提出的“达尔文之海”概念值得深思：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之间，横亘着一片技术成果极易“夭折”的海域。跨越这片海域，需要在后续商业进程中不断创新、实现规模领先，才能获得持续生存与发展。
这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不能止步于“签了合同、转了专利”。真正的成功，是技术在企业产线上稳定运行、产品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团队在迭代中持续进化。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参照：20个项目在“死亡谷”获得公共资金支持后，已有15家产业化公司估值超1亿元，产业化公司累计估值超过52亿元。这些项目由风险资本接棒后，启动开发下一代新产品，已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其产业化委员会主任陈东敏的经验是：在“死亡谷”期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概念验证，需要以非纯粹的市场化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将公共资金投入到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使其转化为可供市场资本识别、具有明确商业路径的技术资产。
说白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卡住的从来不只是某一项技术或某一笔资金。它卡在评价体系的惯性里，卡在制度设计的缝隙中，卡在各方利益未能对齐的博弈间。当高校教师的考核不再唯论文专利数量论，当国资考核对无形资产有了更包容的尺度，当企业真正愿意把研发需求“前置”到实验室阶段——那时候，“最后一公里”或许就不再是一道需要专门跨越的鸿沟，而只是创新链条上一个自然而然的衔接点。
对于正在寻找技术合作的企业和寻求成果落地的高校团队而言，或许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做一件事：找到一个真实的产业问题，面对面坐下来，从“你要什么”和“我有什么”之间，找到那个可以共同攻克的交汇点。产学研对接的价值，正在于此。
